蔓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历史缓缓逼近了一个十字路口，也让它对于当下及未来的影响，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讨论的重要议题，高教领域亦是如此。

　　2020年年初到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乃至全球高校都脱离了常规的教学、科研轨道。其间，一些在疫情之前看似“非主流”的学科、教学模式、研发机制，如公共卫生学、在线教学、产学研协同等，因其在抗疫中的不可或缺性，反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弥补这些短板，并由此激发新思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乃至国家的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疫情改变了什么？“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关注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了诸多代表委员，以期展望未来的高等教育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被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学也历经被人“无视”到“重视”的过程。

　　比如，在疫情吃紧的2月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曾建议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同时建设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从而培养专项人才。

　　其实，经此一“疫”，被人刮目相看的不只是公共卫生学，还有一些基础学科也被重新加以认识。在全国两会举行期间，我们不妨听听代表委员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小众”学科并不存在

　　知乎有个主题是“为何生化环材是四大天坑”的帖子。“生化环材”分别指的是生物、化学、环境学和材料学。有知乎网友以生化环材与计算机行业内待遇的中位数进行对比，“可以说同样学历毕业生中，计算机的中位数达到化学的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显然，在选择专业时，待遇、未来发展前景都是人们考虑的因素，但是一个专业的重要性却不能仅凭这两点来判断。

　　在此次疫情中，生物学是研发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中坚力量；化学则是“杀死”病毒最好的帮手；在此次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温筛查，以及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的提供，都离不开材料学；至于环境学，不论有无疫情，都与人类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学斌看来，所谓的“小众”学科并不存在，“我不认为这些学科没有被重视，而是由于社会需求和科学研究、学科教育之间的衔接没有做好，致使公众缺乏必要的常识性知识，在疫情发生后就表现得不知所措”。

　　他认为，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不应局限于加强这些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是还要将其中一些内容作为高校的通识课程，让所有学生有所认识和了解。同时，在日常的公共宣传中，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像几十年前我们宣传‘家家爱清洁，人人讲卫生’一样，在社会上形成预防疫情发生的整体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尧德中则认为，此次疫情对生物医学工程提出了新要求：“消毒机器人、取样机器人、化验结果自动分析……如果有这些装备，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能减少医务人员与患者接触时产生的风险。然而，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发展还很不理想，一些重要的医疗设备仍主要依赖于进口。”

　　当外部环境出现变化、进口难以为继时，一些问题渐渐凸显。因此，即便国家一再强调基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但学科建设仅仅只是高校问题吗？

　　学科建设不只是高校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认为，学科建设是高校的问题，但又不是高校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如果想要发展公共卫生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还需要从社会需求、政府资金投入等方面着眼。

　　以医学为例，“这次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学科和体系建设的问题，而是从医院系统运作到医科生培养等全方位的问题。”段树民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此次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委员通道谈到了医学教育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即要先让人们看到作为医生的灿烂前景，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成为医生，进而在培养过程中严格要求。

　　然而，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过长的工作时间等，让一些人在选择医学专业时踟蹰不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的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2016年中国大陆各地区省级高考状元中仅仅1.31%选择了学医，2016年大陆22个省份的36位“状元”中，更是无一人选择医学。

　　“在国外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学医，但国内不是。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后果。”段树民解释说。首先，医学生的学制很长。医学生本科阶段就需要五年，接下来还有“5+3+X”规范化培训、专科医生培训等。段树民直言，医学生如果本、硕、博都读完，再加上规范化培训、专科培训，即使一路顺利也要历经16年~18年才能正式开始工作，而做到主任医师等受人尊敬的职位还需要更多时间。

　　王学斌认为，针对疫情，适当调整学科布局和课程内容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基于疫情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才被动地去应付。

　　“非典疫情已经给了我们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国家曾拨大量款项研究SARS病毒，但这项科研工作进展有限，且其中一些工作是重复的。而且，随着SARS病毒消失，仅围绕该病毒进行研究意义不大。”王学斌说。

　　在他看来，“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应更多考虑未来再次发生疫情的可能性及应对办法，加强对疫情预测、走向的判断，大数据分析和应急处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而不仅仅是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病毒”。

　　民生保障型专业应由政府兜底

　　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宏观调控必不可少。尧德中认为，有些学科的发展可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而像公共卫生等基础学科属于维护国民健康的保障型专业，不会像计算机技术那样拥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因此，国家应考虑增加对相关学科及其工作岗位的保障，由政府兜底”。

　　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一些学科的地位因为此次疫情而有所提升，但这一变化不是持久性、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阶段性、跳跃性的变化。“如果国家足够重视，日常做好科普工作，让更多百姓了解诸如公共卫生体系和传染病医院的作用，对于相关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将会是持久而根本性的促进。”

　　“此外，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也应该被当成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来建设，并加大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医疗装备和人力资源等。”尧德中告诉《中国科学报》，精神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国家脑力资源问题。

　　“此次疫情导致的心理卫生问题以及心理干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各级政府应该把相关机构作为基本的民生事项抓实抓好，并正面宣传引导，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了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及其对家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尧德中说。

　　王学斌则认为，目前学科专业过于细化，甚至走入极端。“有的研究者除了自己研究的方向，对周边一些常识性知识一无所知。”

　　他举例说，比如生物学领域，现在几乎是一窝蜂地强调用分子的手段去做研究，而整体的宏观研究、传统的方法往往被打上“落后”“学术含量不高”等标签。

　　“但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搞植物学的认识不了几种植物，搞动物学的叫不出常见动物的名字，路越走越窄。因此，学科交叉、传统和现代结合、理论和实践真正打通，应是下一步人才培养努力的方向。”王学斌说。